我也不喜欢“网络话语暴力”和“网络暴民”，特别是最近他们有从公共事务领域转向攻击个人私生活的趋势。但是，当我们使用这种明显带有负面评价色彩的词汇时最好谨慎小心，否则我们自己也可能坠入其中。

　　相信“网络暴民”现象世界各地都有。一个最近的例子，世界杯日本队输给澳大利亚队后，日本国内互联网上发生的口水战，比我们这里并不逊色。如果能够有一个可信的统计，网络暴民在各国都占有什么比例，就可以判断我国的网络暴民是不是特别可恶，是不是特别值得拿来口诛笔伐。遗憾的是，我相信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统计数据。一个原因是人都有冲动的时候，你不能说他“一次做贼，一辈子都是贼”。英国一直在抓足球流氓，但真正的足球流氓很少，多数人只是偶尔跟着起起哄，起完哄该干啥干啥去。一样的道理。另一个原因是网络暴民现象跟他们受到的刺激有关。日本队不输球，日本网民吃饱了撑的才会去搞网络话语暴力。我们这里也一样，没那么多烦心事招惹他，他们吃饱了撑的才会去干网络暴民这份很没前途的职业。说白了，网络暴民只是现实的一面镜子。

　　网络暴民之所以引起注意，除了他们让网络阅读者不爽，也由于某种程度上他们被视为负面民意，有可能影响稳定。我觉得，在他们是否可以代表民意这件事上我们也要小心。王小波谈到过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而对于言论市场感兴趣的人想必也听说过所谓“二八定律”:80％的声音往往只由20％的人发出。我们应该承认，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愿意说话。而且，正如葛鲁夫所说，“网络时代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”，网络话语环境浮躁、快节奏的特点，使得仅仅“正确”的言论未必能够达到人们期望的传播效果，更要看你的观点是不是简洁、鲜明。很大程度上网络暴民是被这种环境“培养”出来的，只不过他们选择了一种恶劣的表达方式，但的确达到了目的。

　　我不反对适当的教育甚至管制，但这不是治本之策。根本上，还是应该创造条件，让“沉默的大多数”有更多更好的渠道来表达他们的意见。也就是说，更全面的意见表达和反馈机制，可以冲淡、中和那些极端言论，使我们社会的民意表达更接近于真实，也使人们由于得到更广泛的信息而在判断上趋于理性。

　　举个例子。我在网络公司上班，最近经常有一个民间组织防自杀协会的人打电话来，要求上我们的访谈节目。近年来我国自杀人数已经上升到世界首位，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因此，他们的努力是有功德的。成天嚷嚷要自杀的人其实并不想死，倒是那些不言不语的人，说不定哪天就真的告别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些“潜在者”缺乏沟通渠道，缺乏一个合适的表达空间。试想，如果他们把心事拿到网上来说会是什么效果。由这个例子说明，开拓言论渠道并不仅仅意味着政府自身作出更多的保证和承诺，同时也应该鼓励在不同层面上扩大民间交流渠道，使得不同的问题在不同层面上得到解决，而不是最后都积压到政府那里。这样把言论渠道分散开了，网络暴民现象也有望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。网络话语暴力也好网络暴民也罢，本质上是由于缺乏出口儿，使得言论压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“点”上。这跟大禹治水应该是一个道理。

　　所以我认为，网络暴民是一个伪命题。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这个词汇本身，不但偏离解决问题的方向，而且我们自己也容易陷入以暴易暴的尴尬境地。